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公开点名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指责其为“特务、叛徒”。此后，许建国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被监禁长达7年。那么，许建国与江青之间究竟有何怨隙？
01、祸起延安
1937年，江青自上海迁至延安，随即被组织委以重任，作为秘密情报人员被派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深造。她的使命是暗中调查，以确认学员队伍中是否潜藏有日伪或国民党特务。当时，许建国担任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委员，亲自负责指导江青的工作。
江青对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因而表现不尽如人意。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她频繁遭遇严苛的指责。偶尔，江青也会进行辩解，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江青在抵达延安仅一年后便与毛主席相识并坠入爱河。中共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特此召开会议进行深入讨论，期间许建国表达了他的反对立场。这一事件使得许建国与江青的关系再次陷入紧张。
已经成为毛主席夫人的江青，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干部审查中，也需要有人为她做历史证明人，她想到了许建国。当时，许建国以不了解江青以前的历史为由拒绝了。
02、又生事端
1951年岁末，毛主席亲自指派许建国赴上海就任公安局长一职。在上海履职期间，许建国处理了众多案件，其中包括涉及文艺领域的案件。久未与许建国交流的江青，突然拨通了电话，询问案件进展。鉴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明确指示，许建国对江青的询问，始终字字谨慎，未透露任何信息。
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开会，毛主席单独会见了他，拿了一些钱物让他转交给贺子珍。从这以后，许建国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人。江青知道后，找毛主席闹了几回。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她，江青便不敢再闹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头上。
1953年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将一封揭露江青过往历史问题的匿名举报信交付许建国。信中提及，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暗中加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罗瑞卿指示许建国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江青不断来电询问进展，但许建国并未透露任何信息，这愈发加深了江青的疑虑与不安。
1954年11月，许建国获任公安部副部长，即将告别上海，踏上赴京履职的征程。鉴于匿名信中反映的问题尚未查明，他特地向罗瑞卿请示。电话那头，罗瑞卿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地说：“既然未能查个水落石出，那就作罢吧。今后，此事切勿再向他人提及。”
03、 “文革”烧身
“你当时仅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副部长，许多不该你知晓的事情你并未被告知。”张春桥遭遇了尴尬。
不久，外交部的一众造反派屡次上门，对许建国的住所进行抄家，甚至公然索要相关材料。出于对意外的预防，他不得不将含有机密信息的笔记本予以销毁。
不久之后，他即被“许建国专案组”实施隔离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他们不仅要求他承认参与针对江青的黑调查的所谓“罪行”，还恶意诬陷他在1929年有变节之举。众所周知，1929年，许建国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于长沙监狱，直至1930年7月才得以获释。这段历史业已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
江青对许建国罗列了两大指控——叛徒与特务。自1968年3月11日起，许建国遭受了拘留与审查的折磨，随后被秘密押送至秦城监狱，在那里被拘禁了整整七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来，国内的气氛逐渐宽松，方林女士方才得以探知，许建国被囚禁于秦城监狱之中。
1975年夏日，方林致信邓小平，恳请批准许建国得以“保外就医”。邓小平对此请求表示赞同。随后，在合肥人民医院，许建国的病情经诊断，确诊为肺癌。
1976年十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许建国向党中央呈递了众多揭露江青罪行的材料，并同步递交了申诉信，恳请中央对其过往历史作出公正的评判。
遗憾的是，许建国未能等到党中央对他的平反决定便与世长辞。直至1980年3月，党中央方才为许建国作出平反，公安部与外交部在中山公园共同举办了一场追悼会。会上，正式宣布了许建国得以全面平反昭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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