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既定印象中、以及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体能差，工作时间还不稳定的的人，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甚至能不能有工作都是个问题。
但在广州有这么一家公司，他们招人有个特殊的要求，身体患有疾病才行，并且还是某种特定的疾病，毫不夸张的说，全公司上下超过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有身体疾病，但老板就是愿意“养”着他们，哪怕亏钱也要养，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老板真的是人傻钱多？
谁说病人不算劳动力
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中，尿毒症是一个被直接筛掉的标签，因为尿毒症患者体力差，治疗时间不固定，而这些都是求职的“原罪”。
但在广州这家名为鲜辉的服装厂就不一样了，这家工厂的一名员工，一句话道出了这个群体的困境“我们是有病的人，没人要的”。
他们曾经为了找份工作，不得不像小偷一样，用长长的袖套遮住手臂上因透析留下的凸起血管和密密麻麻的针眼，还要对身边的同事掩盖自己的疾病，仿佛他们是什么犯了大罪的人一样。
但在鲜辉这里，规则被彻底颠覆了，尿毒症患者的身份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进入这个社群的“门票”，工厂里的58名员工超过一半都是“肾友”，这是他们彼此间的称呼。
在这里生产不再是唯一目的，人的脆弱性被放在了首位，为了迁就员工的身体状况，整个流水线的速度被刻意调慢了20%。
他们大多从事技术门槛很低的碎活，比如剪个线头、钉个扣子，或是挂上吊牌，机器的刚性在这里是主动为人服务的。
而报酬的意义也远不止于货币，它是一个“生存保障包”，由底薪、400元奖金、免费食宿、每天30元的营养餐补贴和一份“二次医保”共同组成。
这笔钱的首要目标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覆盖每个月四五千元的透析费用，实现一个最朴素的愿望——不再成为家里的“累赘”。
在这里他们终于可以脱下袖套，坦然地展示手臂上的痕迹，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肾友”，没有人会瞧不上他们，他们的身份都被很好的接纳了。
用医疗赚钱养活亏损
这个共生体能够运转，全靠一个充满矛盾的商业引擎，那就是用透析中心的稳定盈利，去填补服装厂的持续亏损，可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服装厂累计亏掉了超过300万元，这在任何商业逻辑里都是一个该被立即关停的项目。
但在另一边的透析中心却在稳定造血，一次透析费用约390元，国家大病医保能报销掉九成，可即便如此，透析中心从每位患者身上，每月依然能获得约2000元的净收入。
老板谢强同时是服装厂和透析中心的主人，他坦言最初的想法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用工厂的工作机会来为自己的透析中心吸引稳定的病源。
但在经营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这个群体的绝望，以及他们对工作和尊严的极度渴望，所以很快最初的商业动机逐渐被一种社会责任感所取代，他开始默许这种“良心亏损”的存在。
可这种巧妙的设计也引来了外界的审视，它因“用福利吸引患者”的模式，一度遭到不正当竞争的质疑，相关部门也曾介入检查，这个模式的尴尬在于，它既不是纯粹的慈善，也完全不符合商业常理，游走在现有法规和商业伦理的灰色地带。
对患者而言，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是他们与死神搏斗的日常，他们管这个过程叫“扳命”，一个充满民间智慧和挣扎的词。
就拿43岁的张顺来说，他来自江西，在这里他用拼命的工作态度，换取更高的计件工资，他把多出来的钱用来购买238元一针的营养针，这里的经济闭环非常直白，劳动就是购买生命时间的。
这里不只是个工厂
尽管在这个服装厂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商业模式，但与此同时它也拥有非常强大的社群任性，让这个商业模式能够充满血肉、得以维系，这种联结早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雇佣关系。
“肾友”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一份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它代表着共享的命运、共同的痛楚，以及相互扶持的责任，它把一群孤立无援的病人，凝聚成了一个有内聚力的社群。
一个微型的保障体系在内部悄然建立，每个员工每月自愿从工资里捐出10元，汇集成一个互助基金，虽然钱不多但用途却至关重要，他们心照不宣把这笔钱用作救助突然住院的工友，甚至为不幸离世的人处理后事。
这是在官方保障之外，他们为自己建立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里他们不仅看到了希望，更看到了希望的传递。
35岁的邱秀兰来自云南，她从零开始学会缝纫，如今已是厂里的生产骨干，她会主动去帮助更年轻的病友，比如年仅18岁的叶晓敏，教她技能、帮她融入。
这不只是工作的交接，更是生存经验和勇气的传承，她在告诉和她有一样遭遇的病友，不要放弃希望，只要不失望就总会有希望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社群里还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大家会一起庆祝生日，这个简单的仪式被赋予了沉重的意义，那就是庆祝他们又侥幸地活过了一年，在共同面对死亡威胁时产生的连结，让这个地方彻底超越了工作场所的范畴。
但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对于那些身患重病、却仍有劳动意愿和能力的人，我们的社会似乎还没准备好为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空间，我们是否能创造更多这样既尊重生命的脆弱，又能激发个人潜能的制度性空间？
老板谢强盼望能获得国家的支持，比如提供廉租房，以帮助更多患者，而员工们的愿望则更宏大，他们希望全国能出现更多类似的工厂。
当这个故事被报道后，网络舆论经历了一次180度的转变，从最初怀疑它是压榨病人的“黑心工厂”，到后来被赞为“圣人工厂”，这何尝不是大众的一种观念转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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